追溯歷史不難發(fā)現，技術革命的轉捩點，并非均勻分布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之中：自人類馴服小麥開啟農業(yè)革命后，它長期未曾出現;過去兩百多年，它又集中出現過三次，每一次都伴隨著大國的興衰更迭。
在后三次技術革命中，如經濟學家黃奇帆所言：以蒸汽機和內燃機為代表的前兩次工業(yè)革命，中國完全是大洋彼岸的旁觀者;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yè)革命，中國雖然趕上末班車，卻也僅是跟隨者;但當以數字化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yè)革命拉開序幕，中國卻極有可能成為引領者。
如你所見，在注定不平凡的2020年，“新基建”以超高頻次出現在高層決策文件。在很多學者看來，它不但按下了推動當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加速鍵，更是按下了中國引領全球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的加速鍵。
尤為令人欣喜的是，在更多企業(yè)完成數字化轉型的同時，在與社會福祉息息相關的公共領域，新基建亦在全國各地不斷生根發(fā)芽，漸次開花。
最近幾年，在全面構建“數字政府”的背景下，在“算力就是競爭力，網絡就是承載力”的共識下，越來越多的中國城市奔向“云端”。
倘若從2013年國家推出第一批智慧城市試點來算，智慧城市落地已有7年。7年來，單就數量而言，根據德勤在《超級智能城市2.0：人工智能引領新風向》數據顯示，中國智慧城市市場規(guī)模在最近幾年均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長。國內在建智慧城市數量為500個，是全球智慧城市建設數量的一半。全國超過89%的地級以上城市都在建設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總體規(guī)劃投資額已超過3萬億元人民幣。
這一數量固然可喜，質量卻參差不齊。
非均勻分布
中國經濟信息社，中國信息協(xié)會和中國城市規(guī)劃設計研究院聯(lián)合發(fā)布的《中國城市數字治理報告（2020）》，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行政服務，數字公共服務，數字生活服務四個維度，對2019年度GDP排名前100位的城市數字治理水平進行了調研，結果顯示：杭州，深圳，北京，上海，武漢，廣州，鄭州，蘇州，東莞和西安位列前十。其中，杭州的數字行政服務，公共服務與數字生活服務等單項指標全面領先，總指數排名超越傳統(tǒng)一線城市，位居全國第一。
如同是某種交叉印證，去年底，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智慧城市聯(lián)合實驗室發(fā)布的《2019城市數字發(fā)展指數報告》也顯示，杭州穩(wěn)坐“數字城市”第一把交椅。
這并不難理解，也較為符合大眾直覺，受益于阿里巴巴等科技巨頭，杭州最早實現了“掃碼乘車”，電子社?？ㄈ鞒叹歪t(yī)。那顆全國最著名的杭州“城市大腦”，也從交通“治堵”延伸到區(qū)塊鏈看病和無感停車等民生服務中。就在今年，杭州市政府還與阿里簽署協(xié)議，宣布加快建設“全國數字治理第一城”。
不止于日常，數字化程度高的地方，抗風險的韌性也越強，在剛剛平息的疫情風暴，杭州也彰顯出較高的技術優(yōu)勢。
譬如建設智慧城市，需要全盤洞察城市數據，讓多維度數據快速真實地流動。杭州市依托城市大腦平臺，融合交通樞紐，疾控，醫(yī)療，出行等不同維度數據，搭建高危易感染人員模型，高精度鎖定確診患者及其密切接觸者，按照風險等級高低開展?jié)L動研判。在大年二十九，浙江省就基于大數據，在全國第一個啟動了“重大突發(fā)衛(wèi)生事件一級響應”，成功利用大數據分析出人群聚集熱點分布，人群跨區(qū)域流動等信息，提前預測疫情發(fā)展趨勢，指導醫(yī)療資源的合理調度。
這種例子有很多，杭州的數字化程度也足夠令人驚喜，但若論及整體，我國城市的數字治理水平依舊偏低。
《中國城市數字治理報告（2020）》就指出，有的城市雖然已實現率先發(fā)展，但中國整體上的城市數字治理仍然較低，均值僅為0.2799，且各城市間的差異較大（與地方經濟一樣），62%的城市數字治理指數小于均值。且從地理區(qū)域看，數字治理指數總體呈現“東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
當然，從中西部城市發(fā)展現狀來看，區(qū)域并非數字治理的阻礙，譬如去年GDP僅排在全國第15位的鄭州，數字治理指數排名位居第7。
另外，很可能是受益于大城市的輻射作用，很多三四線城市迎來絕佳的數字治理機遇，譬如GDP僅排名81位，南接杭州的湖州，其數字治理指數為22名。
真正的“大腦”
事實上，許多人都知道，不同于美國ToB市場的興旺，很大程度上，中國互聯(lián)網過去龐大的人口紅利，在無意中“吞噬”了中國ToB巨獸們的崛起路徑，但如今沒人會懷疑，未來十年中國科技的新戰(zhàn)場將向ToB一端轉移。
其中會有相當大比例屬于ToG。
眾所周知，現代化城市治理（尤其大城市）正如“沙堆實驗”一般日趨復雜，傳統(tǒng)模式已很難應對，涉及公共服務的諸多方面，都應該被賦予新的技術底座。
就在不久前，IDC根據2020年全球政府行業(yè)數字化轉型十大預測，給出了中國版的趨勢分析，其中幾條頗具代表性，比如：“到2021年，90%的中國政府機構將采用平臺方式開發(fā)應用程序，使公民更容易獲得服務”;“如果沒有智能的、安全的、可擴展的數字化轉型平臺，到2022年，60%的中國政府機構將無法增強組成服務、簡化操作、授權員工和完成任務”;“到2022年，35%的中國政府機構將利用更好的客戶智能和機器人流程自動化實時處理公民服務”。
盡管在圈內人看來，不同于其他市場的可復制和確定性，ToG市場看起來更多是“需求驅動”而非“產品驅動”，但隨著新技術的不斷崛起，以及政府數據化戰(zhàn)略的逐漸升級，從現在到未來，政府采購的單子會越來越大，不同細分領域的國產化替代將從趨勢變?yōu)楝F實。
所以從大概率上，今天中國的ToG市場，或許只是剛剛拉開序幕，露出一道微光。
那這道微光最終將把我們指向何方？更遙遠未來的“數字治理”將會是何模樣？
沒人知道確定答案，我個人最喜歡的回答，是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周榕的說法：現在所謂的智慧城市，其實有一種假設，那就是這個城市還是那么“笨”。
我們通過各種硅基觸角伸入到城市各處毛細血管，采集城市信息，然后反饋到城市管理者手中，“所謂的智慧城市不是城市有智慧，而是讓有一些智慧的人去主宰城市。但是如果你想象一下，未來我們都生活在一個有自主智慧的大腦里面，這就不是我們現在這么低端的智慧城市可以涵納的事情。因為這個大腦會自主地產生非常多的思想和反饋，非常多的行動，行動將讓這個城市運行的復雜程度遠遠高于我們現在由《雅典憲章》所規(guī)定的極為簡化的城市模型。這才是一個城市所面臨的真正艱巨的挑戰(zhàn)。”
事實上，當未來“城市本身”變成一顆真正的“大腦”，如今這個最初版本的“數字治理”，也許會在很大程度上遁于無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