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過后我們是否需要下調對智慧城市的預期

物聯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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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這樣的突發(fā)狀況,暴露了當前智慧城市建設的問題,但這并不代表智慧城市建設是失敗的,只能說明智慧城市建設還在初級階段,我們應該下調對智慧城市的“期待”。

從2012年城鄉(xiāng)住建部出臺《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暫行管理辦法》,提出國家智慧城市試點申報和實施管理等內容,至今已經過去了八年。在這八年間,智慧城市建設從最初的“星星之火”,走向了“百花齊放”,無論是沿海城市,還是中西部地區(qū),都加入到智慧城市建設的浪潮中。

“最多跑一次”、“交通大腦”、“刷臉認證”……似乎這些“高科技”已經融入了我們日常生活中,智慧城市的建設也似乎卓有成效。

但在這次疫情中,似乎一切又都回到了原點:網格員上門手工登記信息、防疫宣傳全靠“喊”、數據缺乏共享機制導致各部門無法做出及時響應……

這不僅讓人們開始反思,智慧城市建設是不是也有“虛火”,我們是否需要下調對智慧城市的預期?

智慧城市仍在初級階段

疫情這樣的突發(fā)狀況,暴露了當前智慧城市建設的問題,但這并不代表智慧城市建設是失敗的,只能說明智慧城市建設還在初級階段,我們應該下調對智慧城市的“期待”。就像不能指望一個3歲的孩子會解高數題一樣,我們也不能期望智慧城市能解決所有的城市問題。

早在2018年全球智能+新商業(yè)峰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阿里巴巴技術委員會主席王堅在演講中就提到:幾乎所有地方都在講“智慧城市”,我們的城市為此多花了很多錢,多買了很多硬件。但我們所處的“智慧城市”是一個沒有大腦的城市。

浪潮集團副總裁、智慧城市事業(yè)部總經理姜振華在接受億歐科創(chuàng)采訪時也說道:“目前各界對智慧城市的期望值太高,還需要理性認識。”

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產業(yè)發(fā)展部于2020年1月在北京發(fā)布的《新型智慧城市發(fā)展報告2018-2019》中指出,我國智慧城市建設分為:準備期、起步期和成長期三個階段,處于起步期和成長期城市從兩年前的7.7%增長到80%,而處于準備期的城市占比則從42.3%下降到11.6%。

數據反映出我國智慧城市建設正在從“整體規(guī)劃”走向“全面落地”;但同時也折射出:全面的智慧城市建設才剛剛開始,我們距離真正意義上的“智慧”還有很遠的距離。

處于智慧城市建設的“初級階段”,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問題。最典型的問題是:地區(qū)不平衡、數據不互通以及應用建設落后。

在地區(qū)不平衡方面,智慧城市建設與各城市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密切相關,雖然從媒體消息中常常能看到東部沿海城市在如火如荼建設智慧城市的消息,但還需要注意的是,中部和西部地區(qū)的智慧城市建設相對滯后。此外,還有部分中小型城市和鄉(xiāng)村的信息化和智慧化建設效果并不理想。

在數據共享方面,某些政府內部、政府部門之間、區(qū)域政府之間缺乏了數據共享的機制。這雖然會增加一定的溝通成本,但在平時并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但是,在疫情這樣的突發(fā)狀況下,缺乏數據共享機制的弊端集中顯現,加重了疫情防控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這也是讓不少人質疑智慧城市建設是否有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應用效果方面,目前多數智慧城市建設以服務政府為主,缺少面向市民和企業(yè)的應用體系。因此雖然智慧城市能幫助政府實現精細化管理,但對普通的市民而言,對智慧城市建設成果的感知并不強烈。

智慧城市建設還處于初級階段,我們的確應該下調對智慧城市成果的期待,但是卻應該堅定對智慧城市未來的信心。

疫情后更應看好智慧城市

從宏觀發(fā)展的角度來看,“新基建”是有效對沖疫情影響和經濟下行最簡單且有效的辦法,而智慧城市建設是新基建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何理解“新基建”?恒大研究院任澤平認為,新基建的關鍵在于“新”,比如要調整投資領域,在補齊鐵路、公路、軌道交通等傳統(tǒng)基建的基礎上,大力發(fā)展5G、人工智能、工業(yè)互聯網、智慧城市、教育醫(yī)療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創(chuàng)新穩(wěn)增長。

智慧城市是新基建中“新”的代表之一;同時,智慧城市也是5G、人工智能等技術落地應用最大的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疫情后智慧城市建設將迎來更大的發(fā)展空間。

從智慧城市建設的角度來看,疫情不僅倒逼了各地政府升級城市信息化和智慧化建設,也讓各地政府意識到了智慧城市建設“實用性”的重要。

數據是智慧城市運行的重要基礎,收集的數據量越大,數據融合的程度越高,城市就越“智慧”。

在采訪中,浪潮集團姜振華在談及疫情對智慧城市建設影響時說道:通過此次疫情,政府排查的手段提升了;疫情期間的摸排,使得政府部門更精確地掌握了城市人口、企業(yè)和物資等數據。

比如,疫情期間,多地政府紛紛推出“健康碼”,市民或返崗人員在線填寫個人信息后可以得到個人專屬二維碼,該二維碼可以作為當地出入通行的電子憑證,實現一次申報,全市/區(qū)通用。2月29日,為逐步實現各地區(qū)健康碼互信互認,國家政務平臺也推出了“防疫健康信息碼”,并出臺《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防疫健康信息碼接口標準》。

姜振華告訴億歐:“以濟南為例,健康碼在社區(qū)首先啟用,在啟用過程中,把人員的數據通過“碼”的形式初始化,在這過程中,小區(qū)的出入口能夠實現數據更新,并實時將數據同步至公安部門?;A數據收集上來后,很快就能應用到疑似病例排查和其他社區(qū)配套服務中。

而在疫情過后,在疫情期間收集到的精確的數據,同樣也能應用到智慧城市建設的其他方面。

此外,疫情是一盆“冷水”,但這盆冷水讓相關部門更清醒和理性地認識到了智慧城市建設的本質和意義。姜振華也認為:疫情有效推動智慧城市走向實用,未來有關部門也會更加重視智慧城市的建設。

疫情暴露的問題是:平時能夠解決各種問題的系統(tǒng),在應對突發(fā)事件時的表現,距離預期還存在不少差距。在智慧城市建設的前期,還存在著個別重復建設和浪費的情況。

可以預見的是,疫情加深了各部門對智慧城市的認識,也讓各部門更重視智慧城市的建設。因此疫情后智慧城市的建設,將更有“章法”。

比如,在疫情期間,上海市政府發(fā)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設的若干意見》,希望通過智慧城市建設,全面推動城市數據的共享、運用和管理。可以發(fā)現,其智慧城市建設的重點和思路愈發(fā)清晰。

總的來說,疫情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暴露出了當前智慧城市建設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讓各部門更清晰和理性地認識到了智慧城市建設的意義和重點。

眼下,對待“智慧城市”,我們需要下調對它的預期,因為目前的城市還的確不夠“智慧”;但從長遠來看,疫情過后,智慧城市的市場規(guī)模不僅有望繼續(xù)擴大,建設的質量和實用性也會有所提升,值得長期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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